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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300年历史的现代出版业始终面对的出版道德问题，在当下中国凸显得尤其醒目。出版人的粗鄙与浮躁，出版生态的单调与不和谐，类似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通俗与高雅，乃或编书与做书、出书与销书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正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如何提升与引领社会，并为此拒绝平庸、偷惰与低俗，拒绝向商业投降，作码洋的俘虏，是摆在今天出版人面前一道严峻的考题。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等14种;合作主编有四卷本《中国诗学》、二十卷本《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4种。曾获得教育部和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中国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以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多项。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今天的出版界空前繁荣，每年出版图书的数量相当可观，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选题策划上媚俗，营销策略上“媚市”，甚至伪书、攒书和买卖书号，种种失范现象背后，都看得到市场化过程中膨胀的商业泡沫。我们无意将话说得太过峻刻，但事实是，已有300年历史的现代出版业始终面对的出版道德问题，在当下中国凸显得尤其醒目。出版人的粗鄙与浮躁，出版生态的单调与不和谐，类似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通俗与高雅，乃或编书与做书、出书与销书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岁末年初，业内最忙的时节，或许在座各位，看到的多是各种最优评选的此起彼伏，但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无法忽视那些年度烂书榜的如影随形。

　　“人文精神除追求意义与价值之外，还有强烈的超越特性。即它十分关心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完整与自足，尤致力于维护人幽眇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为此，它总是俯身下来，关注直觉、幻想等极具洞察力和穿透性的潜意识活动，给予那种瞬间的灵光闪现和莫名的内心冲动以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哪怕这种灵光与冲动多属无用，哪怕反映这种灵光与冲动的图书多属小众不能暴红。因为受人文素养的熏陶，人们知道真正能养成人以更符合人性的审美眼光阅人阅世的，恰恰是它们。”

　　亟待拓展的知识视野

　　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尤其学术类图书，长期由引进唱主角，且编校粗糙，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开始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版权输出数量与品种都有所增加，输出与引进比也进一步缩小。特别是2005年以来，每年参加全球书展书市，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地区还不广泛，如2010年版权输出总量的一半是对港台和韩国，且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即使有，也多以知识大全与历史集成的方式呈现，不仅解读表面，线条尤其粗浅，显见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无奈其不说明资料来源，或索引不全，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现在大家都知道版权代理、合作参股等资本运作方式的重要了，这些在西方发展得已经相当成熟，并有效衔接了作者、出版与读者三端，成为版权价值战略性开发的催化剂，但它对版权经理人的外语水平、国际版权贸易法规的熟稔程度，还有各类中介机构的周知程度有很高的要求。

　　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连一部《中文学术写作及编辑出版手册》都还没有，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有学者称之为“无非四大名著的简写版，经典戏剧的故事版，琴棋书画的入门版，花鸟鱼虫的赏析版，老庄孙子的戏说版”，再加烹饪养生书若干。

　　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而所谓出版“走出去”，应该是有品质的出版“走出去”，是中国文化精品“走出去”，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各种赔率也有发布，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期待人文素养的提升

　　上述忽视知识视界的开拓，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掌握各种与出版实务相关的新知识，对任何一个出版人来说都是可能的，但为什么要掌握，掌握以后做什么，却只有那些别有追求的人才会思考。而有没有这种追求，正关乎这个人的人文素养。作为人关怀意义价值而形成的综合品质，人文素养不仅体现为人对个体生命的深刻究问，也包含对社会责任的清醒认知。它以自己的关切之深与关怀之广，涵摄一切知识追求，从而使所谓科学素养、技术素养，乃或出版人素养等等，都不过是它在不同实践领域的变化运用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可与人文素养并列的其他素养。以此我们来看上述出版人的平庸、因袭与偷惰，显然与人文素养的缺失有关。而放大至于整个出版界，则与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边缘化有关。

　　我们照例从一点切入，谈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如何在审美与功利的颉颃中，高扬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神圣属性问题。各位知道，人文精神除追求意义与价值之外，还有强烈的超越特性。即它十分关心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完整与自足，尤致力于维护人幽眇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为此，它总是俯身下来，关注直觉、幻想等极具洞察力和穿透性的潜意识活动，给予那种瞬间的灵光闪现和莫名的内心冲动以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哪怕这种灵光与冲动多属无用，哪怕反映这种灵光与冲动的图书多属小众不能暴红。因为受人文素养的熏陶，人们知道真正能养成人以更符合人性的审美眼光阅人阅世的，恰恰是它们。

　　譬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你必定会体认到这一点。加拿大作家爱特伍德就曾直言自己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养家，还有博取别人的尊敬，但事实上，她还为其他一些目的，长年累月在痛苦中不离书案，譬如“为替死者发言，赞美繁复无比的生命;为赞颂宇宙;为带来希望与救赎的可能”，后者就基于超越的追求。那么对出版人来说，又如何践行其意，将看似名正言顺的商业出版，提升为更富内涵的“人文出版”呢?转企改制，特别是改股上市以后，出版社的事业体制被打破，市场主体得以重塑，所以现在各位总将按业绩考核，对股东负责挂在嘴边。我认为这些都对，但又想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出版人再也无需体认市场经济不能自发产生道德这一严峻事实，再也无需三思社会效益是出版社最大利益这一高尚命题?而一个出版人，如果一味向资本看齐，为利润让路，甘做热俗的拥趸，轻忽憨直的殉道，又是否是对人深在的情感诉求的简化，对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精神体验的亵渎?

　　我认为，虽然随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追逐利益已成为商业化时代最通行的王道，相应的，商业出版也不可避免会成为这个时代出版人最主要的考量，但出版本应有的传播文化、引领时代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出版人在社会发展当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应有改变。看看近代中国，最早的书局都由私人资本创立，股份制经营，但其创办者始终能将昌明思想、开启民智放在第一位。陆费逵关注“书业进步”与“国家社会进步”的关系，邹韬奋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早已为大家熟知;再看看外国，如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将“完美无瑕的文学趣味”置于“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之上，企鹅出版公司的艾伦·莱恩称“一本书不是一罐黄豆”，长久以来也传诵人口，后者与董秀玉先生强调出版“一定要有人文关怀”，不能把文化“跟萝卜白菜一样卖”可先后辉映。我不知道，对照现今出版社乐意出的书，还有前些年一首打油诗的调侃“学者电视说书，小说穿越盗墓，潜伏就在职场，养身手到病除”我们的出版人是否有弃城失地的痛切与自责?

　　或以为，出版社要生存，不得不如此。我看短视了。眼下，许多业内人士都在感叹国有出版社如何不善经营亏损严重，上市后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民营书业套现的救星。其实，现如今这些出版社只有变着法争项目、拉赞助的本事，离真正的出版市场越来越远，以至民营出版渐渐成为图书市场的主宰。在它们当中，就有“新经典文化”那样，从成立之初就专注经典出版不考虑商业获利的，但通过推出正版《百年孤独》等好书，人家照样打出了品牌，稳占了市场，谁说走经典路线就一定为市场所弃?但尽管如此，有些出版人还是后悔自己转型太慢不够市场化。由于利字当先，功利过头，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在与更热俗的网络竞争中败下阵来。有的人进而佩服郭敬明，这个如今已是大出版社驻京分公司副总的年轻人，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惮以偶像经济充任社会的主流价值，但他将手下作者当艺人经营，按需下单，按流程生产，并一夜成名，快速致富，这与出版的本意是否杆格?我认为，当此生活现实日益与人的精神价值相背离，出版人是更需要有文化意义上的韧久反抗的，是更需要相信知识生产与文化消费对型塑社会的巨大作用的。图书作为商品固然有物的属性，但更有文化的价值，且这物的属性也要靠其所含带的文化价值转换生成。更不要说，它还有以自己出色的品质，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的责任。

　　故一味跟市场走的出版人不仅缺情怀，也没出息。要这样的人能视出版为最堪投入的终身志业，然后以全副心智，既与之出入相随，复一辈子相视莫逆，根本不可能。自然，他也没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附着一种不失赤子之心的情感温度，还有感性与知性交融的生命热度，并能投入，有担当。所以，对出版这一行的界说，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不懂出版专门知识的人肯定做不好，只懂出版专门知识的人也未必做得好。顺便一说，这或许也是近几年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并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在传承、借鉴和创新中发展

　　明乎此，我们才谈得到做强做大与开拓发展。首先是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从“七全一海”到各类传世藏书出了不少，但如何加强资源整合，创新技术手段，有系统地整理出版从甲金、简帛、石刻到写本、文书等各类文献，并且不仅关注四部典籍，还兼及天文历法水工农医;不仅关注国内，还兼及海外，有许多事可做。中国古籍流失日本300万册，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60万册，被英法掠走的更不计其数，实施这部分古籍的出版实在刻不容缓，需要出版人站在上述人文高度予以切实落实。要明白古籍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其价值不能用市场衡量，故一定要精心组织，既精校细勘，复集注汇评。余英时曾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有功焉。”确实，中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十三经注疏》等堪称典范。今天我们要求发扬光大其精神，并非为骸骨迷恋，而实有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特别的关切在。

　　记得章太炎说过，国学是一个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但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也未尝或闻。鲁迅更说，国民发展之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察其所怀，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反顾，以进光明之长途，以念辉煌之旧有，故能使新者日新，而古亦不死。结合两位先哲的意思，我们显然能够体认古籍之与今人的意义。对出版人来说，要发扬这层意义，尤必须树立“历史即当下”的宏通意识。清末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有言：“以旧眼读新书，则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则旧书皆新。”只有以“新眼读旧书”，并“以新眼出旧书”，我们的工作才有洗发传统的新意，才能传承文明，化成天下。

　　其次是国外新知的引入和原创思想的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翻译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比较系统地呈现了人类知识的基本谱系，也为国人新思想的发生拓展了空间。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文化与传播译丛”、“现代性研究译丛”，中国社科出版社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编译所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都在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个人而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当初拿到上海译文社出版的卡西尔《人论》和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是怎样的“一日三摩挲”。

　　以此为基础，眼下中国知识界由学习、借鉴而发扬，在学术创造上正走向日渐成熟的境地。当此际，出版人尤应拿出最大的热情，既启领引逗其出新，复如影附形地刊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比量，许多时候不在于谁在“做什么”，而在于“怎样做”。相信在对这种“怎么做”的关注中，许多不同于其他文化的新知见和新创获，会在其所依据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长养扩充，绾聚成形。早些年，学界曾讨论过“失语症”问题，重点在离了西方思想，我们是否还能言说。现在大家知道了，东西方文化有其等值性，传统文化有危机，西方文化同样有危机。所以，如何转危为机，在当下的语境中助成新文明的创造，新知识的成形，并有以教育青年，启迪大众，当下出版人的任务一点都不比晚清、五四和改革开放之初少。同时，要明白知识的背后是有意味的文化，文化的本质落实为人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故创造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让它能以主体自身的生存发展为根据，并充分体现其创造能力和自由追求，然后以载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延展开去，是出版人的天职，也是其人生幸福之所在。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期许，或许出版人无须配合政治，但请一定别忘了引领时代。

　　最后，我想引用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的话来结束自己的讲演：“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从比我们远得多的过去来，并将去到比我们远得多的未来。”自然广阔，人性幽邃，而永恒世界更期待人的探索和开显。这当中，出版人是能够有独一份的介入，成就独一份的贡献的。有人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我想说，要真正获得世界影响，真正为人类的“知识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经验，我们还要做更踏实的努力。

　　为了早日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愿再次确认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并承认出版如要“化大众”，确实先须“大众化”，须像古人那样，做到“嘉惠里耳”。但另一方面，正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如何提升与引领社会，并为此拒绝平庸、偷惰与低俗，拒绝向商业投降，作码洋的俘虏，是摆在今天出版人面前一道严峻的考题。要知道，有时畅销和码洋并不是品质筛选的最好手段，而库存反而是。其情形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人，有时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是伟大。犹忆50年前，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初出版，两年内才卖掉900多本，但今天，他的“范式”理论和“不可通约性”的高谈，已成人们绕不过的常识。作为一个成熟的出版人，应以助产这样的经典为职志，所谓知识视界在此，人文素养与关怀也见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