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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的级别如何确定?
我们认为,对我国的学术期刊进行分级管理,在标准和依据的把握上,不能片面化,而是应当全方位地进行综合考察。上述有的论者强调仅仅用一项指标来确定期刊级别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例如“核心期刊”论,最近有人用事实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北京大学的学者王建喜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笔名》一文,被众学者指为‘通篇谬误不只一端’,‘可谓满纸荒唐言’。众所周知,北大是我国一流学府,《语文建设》则在汉语言文字类核心期刊中高居榜首,够权威的了吧!但这样的文章权威何在?”[16]确定学术期刊分级的依据是做好学术期刊分级工作的基础。我们认为学术期刊的分级依据应主要从学术期刊自身的主客观条件两个方面来掌握和考察,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主办的学术期刊水平和档次 因为学术期刊主要是反映其所属会员、所属研究人员科研成果的机关刊物。主办单位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由其所属成员的学术平均水平决定的,当然,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与主办单位所属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直接有关。有一种情况,就是学术期刊在以吸收本单位论文为主的情况之下,应适当吸收一些外稿,严格说来,外稿的比重不能太大。所以它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影响不会很大,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主办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学术地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它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因此决定了它在国内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里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居一流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反映主办单位内部学者学术水平的,它成为一流刊物在这一方面很具备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各主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样也大都是国内外同行科学研究的一流人才,他们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应该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例如《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就是如此。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主办的《教育研究》、《出版发行研究》以及国内一流重点高校所主办的学报等均应是代表国家在这些领域里科研水平的最高学术期刊。
2.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低,也是确立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和级别的客观依据 学术期刊办得好与坏的主要标志在于两个效益情况的好坏上。但是,这里的经济效益绝非指期刊本身的创收能力,而是指科学、文化、技术通过期刊这座桥梁的媒介作用,转化为生产力的多少。所以说这里的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的、宏观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期刊为国家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个办刊宗旨之一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大小主要是用来考察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学术期刊的,因为它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更为紧密、直接,这也是由应用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对这类学术期刊的考察也不能忽视社会效益的好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同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一种应用技术学术期刊发表、推广了一项新技术成果,这项成果虽然给某一系统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同时是以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及其治理所花费的经济支出若超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从宏观上说就没有社会效益,甚至有负效益。所以说社会效益指标也是衡量这类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应用其社会效益的好坏来考察。先进的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能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社会文化、道德的进步提供食粮,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高效运行提供依据和方案;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应用科学的进步提供理论基础。它们最终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和登载这方面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的多少,也是考察这类学术期刊级别的一条重要标准。考察后者、即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二次文献转载率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学术期刊的效益往往是潜在的、滞后的,对其二次文献转载率高低的考察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3.培养人才的情况 有水平、有威望的学术期刊常常被人们赞之为“良师益友”,培养人才是学术期刊的一大职能,这一职能发挥得如何也是考察期刊级别的依据。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培养人才的职能可以从读者、编者和作者三个方面来认识。从读者角度讲,学术水平高的期刊,读者从中汲取的营养就多、受益就深,因为科学工作者知识的补充和更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实现的。直观地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被学者在研究中应用、引用得就多(即“影响因子”就多);反之,就少或没有,甚至有的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从编者方面看,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学术水平的高低、编辑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部的工作是否高效。一个有凝聚力、有活力、有事业心的编辑部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精壮队伍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作用,它不但使自身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出了众多的科研成果,还为全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编辑学高层次人才。从作者角度来考察,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应仅是一个工艺加工厂,它应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引导和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壮大与否、水平的提高多大比重得益于编辑部的培养,这也是考察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总之,培养人才情况的好坏应当是确定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4.学术期刊订数的多少,也是确立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这里所说的订数,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在计算国外订数时可以另加一个百分数(如100%或200%等),因为国外订户比国内订户更难征订到。一般说来,除了极个别涉及特别偏僻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外,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往往能通过订数的多少体现出来,特别是同类型的学术期刊,这种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学术期刊,很难说它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存在必要性难说,它的级别就更成问题了。
另外,学术期刊与“消费类”期刊不能简单地按数字进行比较。就是发行量最大的《北京大学学报》也仅有1800份,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在经济上无一例外全由国家赔本倒贴。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期刊的占有方式与通俗期刊的占有方式是不相同的,通俗期刊主要是订阅,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主要是借阅,即通过查找文献索引检索出所需资料的期刊,然后到图书馆或资料室借阅来完成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借阅学报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来完成阅读。这就是说,学报的订数远远小于其读者人数,用订数来评定它的效益是不公正的。
5.学术期刊装帧、编排、校对、印刷质量问题 这些方面是学术期刊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来体现,好的形式能更好地将内容表达出来,它对内容有较大的反作用。形式的完美程度体现了这个期刊编辑部群体的文化素养、工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这也应成为学术期刊级别评定的一条标准。
6.学术期刊创办历史的长短也应是确立学术刊物级别的一项标准 一般说来,创刊早的、办刊历史久的学术期刊,它在国内外理论界的影响就大,它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就会壮大,这样的刊物一般都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的长期存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我国的《求是》杂志、英国存在已达150年之久的《经济学家》周刊等都属这种情况。
7.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转载率和也应是确立学术刊物级别的一项标准。
1.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主办的学术期刊水平和档次 因为学术期刊主要是反映其所属会员、所属研究人员科研成果的机关刊物。主办单位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由其所属成员的学术平均水平决定的,当然,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与主办单位所属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直接有关。有一种情况,就是学术期刊在以吸收本单位论文为主的情况之下,应适当吸收一些外稿,严格说来,外稿的比重不能太大。所以它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影响不会很大,决定学术期刊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主办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学术地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它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因此决定了它在国内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里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居一流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反映主办单位内部学者学术水平的,它成为一流刊物在这一方面很具备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各主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样也大都是国内外同行科学研究的一流人才,他们所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应该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例如《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就是如此。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主办的《教育研究》、《出版发行研究》以及国内一流重点高校所主办的学报等均应是代表国家在这些领域里科研水平的最高学术期刊。
2.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低,也是确立学术期刊学术水平和级别的客观依据 学术期刊办得好与坏的主要标志在于两个效益情况的好坏上。但是,这里的经济效益绝非指期刊本身的创收能力,而是指科学、文化、技术通过期刊这座桥梁的媒介作用,转化为生产力的多少。所以说这里的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的、宏观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期刊为国家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个办刊宗旨之一实现的程度。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大小主要是用来考察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学术期刊的,因为它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更为紧密、直接,这也是由应用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对这类学术期刊的考察也不能忽视社会效益的好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同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一种应用技术学术期刊发表、推广了一项新技术成果,这项成果虽然给某一系统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同时是以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及其治理所花费的经济支出若超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从宏观上说就没有社会效益,甚至有负效益。所以说社会效益指标也是衡量这类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应用其社会效益的好坏来考察。先进的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能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社会文化、道德的进步提供食粮,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高效运行提供依据和方案;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应用科学的进步提供理论基础。它们最终都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和登载这方面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成果的多少,也是考察这类学术期刊级别的一条重要标准。考察后者、即社会科学和基础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二次文献转载率的高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类学术期刊的效益往往是潜在的、滞后的,对其二次文献转载率高低的考察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3.培养人才的情况 有水平、有威望的学术期刊常常被人们赞之为“良师益友”,培养人才是学术期刊的一大职能,这一职能发挥得如何也是考察期刊级别的依据。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培养人才的职能可以从读者、编者和作者三个方面来认识。从读者角度讲,学术水平高的期刊,读者从中汲取的营养就多、受益就深,因为科学工作者知识的补充和更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实现的。直观地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被学者在研究中应用、引用得就多(即“影响因子”就多);反之,就少或没有,甚至有的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从编者方面看,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学术水平的高低、编辑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部的工作是否高效。一个有凝聚力、有活力、有事业心的编辑部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精壮队伍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作用,它不但使自身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出了众多的科研成果,还为全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编辑学高层次人才。从作者角度来考察,学术期刊编辑部不应仅是一个工艺加工厂,它应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引导和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壮大与否、水平的提高多大比重得益于编辑部的培养,这也是考察学术期刊的一项指标。总之,培养人才情况的好坏应当是确定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4.学术期刊订数的多少,也是确立学术期刊级别的一项指标 这里所说的订数,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在计算国外订数时可以另加一个百分数(如100%或200%等),因为国外订户比国内订户更难征订到。一般说来,除了极个别涉及特别偏僻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之外,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往往能通过订数的多少体现出来,特别是同类型的学术期刊,这种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学术期刊,很难说它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存在必要性难说,它的级别就更成问题了。
另外,学术期刊与“消费类”期刊不能简单地按数字进行比较。就是发行量最大的《北京大学学报》也仅有1800份,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在经济上无一例外全由国家赔本倒贴。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期刊的占有方式与通俗期刊的占有方式是不相同的,通俗期刊主要是订阅,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主要是借阅,即通过查找文献索引检索出所需资料的期刊,然后到图书馆或资料室借阅来完成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借阅学报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来完成阅读。这就是说,学报的订数远远小于其读者人数,用订数来评定它的效益是不公正的。
5.学术期刊装帧、编排、校对、印刷质量问题 这些方面是学术期刊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来体现,好的形式能更好地将内容表达出来,它对内容有较大的反作用。形式的完美程度体现了这个期刊编辑部群体的文化素养、工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这也应成为学术期刊级别评定的一条标准。
6.学术期刊创办历史的长短也应是确立学术刊物级别的一项标准 一般说来,创刊早的、办刊历史久的学术期刊,它在国内外理论界的影响就大,它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就会壮大,这样的刊物一般都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的长期存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我国的《求是》杂志、英国存在已达150年之久的《经济学家》周刊等都属这种情况。
7.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转载率和也应是确立学术刊物级别的一项标准。